在高仓健离世后铺天盖地的追忆文章中，张艺谋和陈丹青那两篇是不能替代的。他们描摹的是朋友高仓健，较少臆测和资料检索，有近在咫尺呼吸般的迫人真实。好比萧红写鲁迅，讨论衣服颜色搭配啦，好烟待客、次烟自己抽的生活细节啦，一下子把鲁迅先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斗士形象给更新了，近看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因为有被高仓健善待、馈赠的经历，这两篇文字既让我们看到“硬汉”“神”“执着”“沉默”等标签，也看到一个谦卑、友爱、热心给予、质朴的老人。反差之下，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他在日本影坛显赫，自己却表示“完全没想过《追捕》（在中国）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因为他彻骨敬畏。为什么他对中国电影人这么友好，因为他感恩，对别人的善意涌泉相报，没让自己的赫赫声名成为表达善意的屏障。

　　当然，陈丹青的文笔和文学角度更好。文中高仓健送表和刀的细节，让人潸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陈丹青写高仓健专程到北京给张艺谋送刀也是举重若轻，“俩老男人怯生生站在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魏君子采写的张艺谋与高仓健也多次提到他心意饱满的馈赠和表达。他送给张艺谋衣服和手表，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谈了几个小时要分手的时候，才随意说，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要不你试一下。张艺谋发现衣服明显是照着自己的身量订的，而手表也是照着张艺谋手腕的长度调好了。高仓健比较高，手也比张艺谋粗一些。几个小时里，他就这样戴着一块很紧的手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张艺谋聊天。

　　给予应该是高仓健的快乐和享受之一，是他表达感情最最质朴的方式，精心准备，重金投入，然后轻描淡写地馈赠。他设身处地，怕你难为情，怕你觉得礼太重或者没有带回礼；他绞尽脑汁，什么都为你想到了，尽量不让你有什么不舒服。

　　听过一次陈丹青的讲座，上世纪80年代末他去台湾看望没见过面的爷爷，这位黄埔老兵并不知道孙子哪天到，就天天去公交车站等他。终于相见，几天相处，国内形势，家中情况，个人事业画画、写作、教书什么的，只字未问，只是说，你怎么没有儿子。陈丹青说会写一写这次见面，写出来必如陈酿。陈丹青善于写这种内敛、不恣意释放、万语千言于中的相处。

　　如果说高仓健和张艺谋都是沉默、隐忍、冷峻、热烈的，相对健谈的陈丹青也泄露过跟高仓健类似的怯情时分。一次飞机跟范冰冰邻座，惊为天人，未置一言。他写道：“我们从小不跟女生讲话，看到漂亮出众的女性，紧张、拘谨，这种心态跟一辈子。平时我胡说八道很放松，人不多的聚会，谁相貌出众，我会暗暗拘谨。现在还这样。我很想画身边这位美人，跟她讲话，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

　　陈丹青与高仓健其实异曲同工，都擅以各自的细腻为人处世。　（黄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