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理想人格、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的胚胎孕育于孔子，其基本骨架、内在气质和俊彦风貌在《论语》多视角的反复琢磨和刻画中脱颖而出,惊艳四方。在《论语》里，“君子”一词出现121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由此足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布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被誉为高于历代帝王之上的“素王”，最能体现其思想情怀和超迈气质的人格形象，或者说真正让他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格模式，就是君子人格。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反对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意在表明君子并非让人高山仰止的圣人。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由孔子精心哺育和托举而起的君子人格，仿佛绚丽彩霞中冉冉升起的一轮朝阳，让蜿蜒起伏、峰峦叠出、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文化巨大山脉，都染上它富有魅力的朝晖。汉代以降，君子人格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浩若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君子形象的描述、解析和阐发灿若星汉，数不胜数。正是这种众星捧月般的跨时代解读和赓续弘扬，君子人格不仅在中华历代典籍的书写中汗牛充栋，还从古到今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而且传得家喻户晓、众所周知、深入人心——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今天我们口头还经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都传承着君子人格的干细胞，它以我们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规范和调整着我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视野、心态、作风与格调。

　　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前辈与后辈之间代代相传的祖训，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应有和乐于做出的选择。作为中华文化富饶宝矿熔炼出的结晶，君子人格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标识。

　　君子人格的内涵异常丰富，涉及如何做人、如何完善人格这一根本问题的方方面面。享有得天独厚美好自然环境的威海市，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的优异成就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佳誉后，进一步提出“君子之风·美德威海”建设的响亮口号，深入实施文明市民培育工程，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升华城市文明品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威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以为，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以最能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精气神的君子人格为标杆，通过大力弘扬君子之风，从“排队上下车、礼让斑马线、不乱扔杂物”等文明细节做起，日积月累，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提升市民素养，威海市作为东海之滨的邹鲁之地，必将彰显“君子之城，美德之都”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