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母亲，更是英雄_社会新闻

　　威海，这座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海滨城市，不仅以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更因那些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英雄母亲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些母亲以她们的坚韧、勇敢和无私奉献，书写了一部部感人至深的英雄史诗。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她们是坚强的后盾。冒着炮火，运送物资，照顾战士们的后代，无畏前行，守护家国安宁。她们的手，织就温暖与希望，她们的心，充满爱与力量。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和平时期，她们依旧光芒万丈。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幸福与安康。她们的智慧，如灯塔照亮前程，她们的付出，如春雨滋润心田。她们又默默承担起家庭的重任，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干革命，她们将儿孙送上战场

　　在中共胶东特委（林子西）展馆，有这样一幅塑像，一个盘着发髻的老妇人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在她的身边紧紧依偎着一个孩子，雕塑的上方挂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建国之锋”。

　　说起俞宽增，林子西村无人不晓，人们都说她是一位英雄母亲，她先后送5名亲人参加革命，2个儿子牺牲在战场。

　　俞宽增的大儿子邹恒禄是文登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凭着朴素的阶级觉悟，俞宽增很快就理解并支持党的事业。中共文登县委和胶东特委多次在她的家中秘密开会、接头，她主动担负放哨望风、秘密传送情报的任务。

　　天福山起义胜利后，俞宽增革命信心更加坚定。1938年，她让第二子邹恒寿带上她亲手抚养成人的两个孙子邹立义、邹礼智一起投奔部队，支援抗日战争。1939年5月，邹恒禄、邹恒德先后壮烈牺牲。到1944年文登光复时，原有12口人的家中只有她和大儿媳两代寡妇。

　　俞宽增把自己的家作为革命的堡垒，默默地为革命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和人民，1946年3月，在昆嵛县人民政府举行的一届“三模”大会上，群众团体赠予俞宽增“建国之锋”巨幅匾额，表彰她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在胶东，“一门四烈”的故事感天动地。丛月章是胶东早期党员，多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他捐献100多亩土地、多次变卖资产支持抗日。而追随丈夫参加革命的隋熙兰，曾对党组织说：“打鬼子嘛，该死谁家的孩子？”

　　隋熙兰的次子林江，原名丛淇滋，17岁参加革命。1942年冬，在大泽山区反“扫荡”中，24岁的林江战斗到最后一刻，拔枪自戕，壮烈殉国，实践了“宁可战死，绝不当俘虏”的钢铁誓言。次女林向英，原名丛祝滋，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冬在山西繁峙县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年仅20岁。“艳骨土掩何处觅，英魂九天思神州。”这是林向英烈士的胞弟林明（原名丛祥滋）怀念姐姐的诗句。四女丛林，16岁参加革命。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期间，因劳累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24岁。把失去亲人的悲痛默默埋进心底，把孩子一个接一个送上战场，全家八口人相继参加革命，被誉为“初心不渝前仆后继的革命之家”。

　　一生一心、以身许党

　　她从战争硝烟中走来，靠着党章的指引和坚定信仰，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她就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革命烈士刘福考的遗孀王淑贞。

　　王淑贞原名王国兰，1915年5月出生于山东文登。1935年1月，她的丈夫刘福考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刘福考参加了胶东“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刘福考参加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6年，刘福考牺牲。此时，刘福考和王淑贞的女儿仅两岁，王淑贞腹中还怀着8个月的胎儿。丧夫之痛没有击倒这个柔弱的女人，她强忍着悲痛，在丈夫坟前立誓：一定要把儿女抚养成人，走丈夫没有走完的路，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淑贞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接过丈夫的使命，她毅然将名字由“国兰”改为“淑贞”，为尚在腹中的儿子起名为“守恺”。她说：“‘守’和‘恺’字的竖心旁，代表着要让孩子永永远远记住福考，守住他爹的初心。‘恺’字就是盼着他爹生前的同志、党的部队能够奏响胜利的歌，带着我们走向幸福！”1939年10月11日，经党组织批准，王淑贞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淑贞承担着为地下党传送文件这一重要而又危险的任务，为了防止被敌人抓到暴露党的秘密，几经思忖后，王淑贞想出了一个办法——装疯。从此，阎家泊子村那个贤惠的刘家媳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口中的“王疯子”“疯婆子”，王淑贞不知道因此遭受了多少白眼和嘲笑，可是她回忆起那段岁月，心中却满是骄傲，她说：“装成‘疯子’也好，不要说鬼子，就连同村老百姓都不敢靠近我，很大程度降低了同志们暴露的风险。我自己受的那点委屈，跟其他烈士比，不算啥！”

　　当时，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位于阎家泊子村外三里地一处山顶庙宇旁的石窝子中。白天，王淑贞假装上山挖野菜；晚上，就伪装成去庙宇为家人祈福。送信路上不仅要面对天黑草深、豺狼野兽，最担心的还有被人怀疑、盘问。无论遇到多么亲近熟悉的人，无论对方如何打听，王淑贞总是牢记党纪，绝不透露半点党的秘密。几年间，她送信从未出过一点差错，甚至于同样承担往烟台送信任务的公爹刘明达都不知道儿媳妇竟也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刘福考送给妻子王淑贞的珠花

　　为麻痹敌人，王淑贞常常会挽起发髻，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卷在发髻里，插上结婚时刘福考送给自己的那朵珠花，多次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村里人对王淑贞的过去知之甚少，甚至惊讶于她曾经做过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近十年间，王淑贞扭着小脚往返奔走于情报点之间，搭起了秘密联络的桥梁。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王淑贞逐户动员村内年轻人南下支前。当年，这不到百户的阎家泊子村，在“红色妈妈”的带领下，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都参军上阵，被评为全区支前模范村。

　　从1947年起，王淑贞先后担任过阎家泊子村青救会长、妇救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83年。在和平年代，她是服务于基层的共产党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她默默奉献、一心为民。

　　王淑贞一家7口，有5名共产党员，两名革命烈士，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之家、英雄之家。硝烟已化作护花春泥，种子已长成巍然青松，那一颗不老的初心却依旧怦然跳动。

　　胶东乳娘，秘密哺育千余名革命后代

　　在山东省乳山市，有一个关于母爱的伟大传奇。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在突破日寇层层封锁中面临生死考验，被迫频繁转移。为民族大义，有的同志不得不抛下刚入人世的亲生骨肉。

　　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牟海县（今乳山市）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1942年9月迁至牟海县（今乳山市）田家村，在这里度过了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也是驻留时间最长、发展最快的时期。

　　10多年间，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用甘甜的乳汁，甚至舍弃鲜血和生命哺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日军扫荡和多次迁徙过程中，乳儿无一伤亡。胶东乳娘用超越血脉亲情的母爱，展现了群众和党及人民军队生死与共、以命相助的鱼水深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威海“兵妈妈”联结浓浓军民鱼水情

　　提起梁喜友，人人都称赞一句“老模范”。梁喜友1939年定居于乳山小汤村，1941年当选为村妇救会长。1942年冬反“扫荡”中，梁喜友正怀有身孕，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夜以继日带领群众到山沟为八路军掩藏粮食和枪支弹药，保管和转送物资。由于过度劳累，梁喜友双腿浮肿，双脚穿不上鞋，有人劝她：“为了孩子不要再干了。”她却回答说：“正是为了让孩子不再受苦难，我才这样干的！”

　　在1943年的纺织运动中，梁喜友全然忘却自己是个产后才几天的人，每天天不亮就上工，经常下半夜才回家，根本没法按时给孩子喂奶。她喃喃自语道：“孩子，娘对不起你们，等赶跑了日本人，娘一定好好照料你们。”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胶东解放区，年过半百的梁喜友先后送两个儿子参军，并挨门逐户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工支前，发动妇女护理伤病员。仅仅一个夏天，就组织全村妇女织布300多匹，缝制军衣320多件，纳鞋底做军鞋700多双。

　　出生于1921年10月的王秀英，是环翠区鲸园办事处东山居委会居民。她从17岁开始拥军，从没间断过，是闻名威海的“兵妈妈”。1960年，她到大连自费办起了专收军人子女的托儿所，一干就是15年。期间，女儿嫁给了一名军人，三个儿子先后参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妈妈”。1975年回到威海后，她又开始义务照顾复员军人老黄和他父亲，直到15年后父子二人先后去世。1990年春天，69岁的王秀英开始做拥军鞋垫，至今做了2000双。

　　兵妈妈不是一名军人，但她却将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军营，她用母亲般的爱温暖了一批又一批官兵，也换来了官兵们的爱戴和尊敬。每逢节日，官兵们都要去看望他们的兵妈妈，每当有重要的庆祝活动，他们也都会邀请王秀英老人去军营坐一坐。王秀英老人已经过世，可官兵们一直叫她“兵妈妈”，因为老人对战士们的爱就像母亲一样，永远值得铭记。

　　如今，王秀英的“拥军针”传承给了环翠区鲸园街道东山社区的柳立莲。在柳立莲的带动下，东山社区于2016年组建了“兵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柳立莲担任队长，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她的带动下加入到了服务队中。除了做鞋垫，每逢节日，柳立莲还会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去部队里和战士们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