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执导的《决胜时刻》已公映，由他担任总制片人的《我和我的祖国》也将上映。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本报记者 袁云儿

　　他曾引领中国电影的先锋实验浪潮，处女作《黑炮事件》在影坛一鸣惊人，后又在《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表达对中国社会和心理变迁的细致观察；他不光一手打造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此后的主旋律电影树立标杆，还曾监制多部顶级华语大片，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监制”。从1979年入职西安电影制片厂起，今年65岁的黄建新已经入行整整四十年。

　　上周五，黄建新执导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决胜时刻》正式公映，另一部由他担任总制片人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也将于9月30日和观众见面。尽管黄建新常说拍电影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职业，但这句话依然表露了他的心声：“就像抽烟的人上瘾一样，戒烟特别难，即使累得躺在街上大骂‘谁发明的电影’，但爬起来后还是会接着干。这就是电影。”

　　导演

　　从拍先锋电影到走向市场

　　1979年，凭借一篇连夜写出的八千字剧本审稿意见，黄建新敲开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门，成为一名编辑，那一年，他25岁。

　　黄建新的电影之路是从片场的摸爬滚打开始的。虽然干的是场记、导演助理这类“勤杂工”一样的工种，但由于他细致认真又谦虚好学，厂里人都喜欢找他干活儿，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救火队”，哪个剧组有问题，就会把他派去。1983年，黄建新正在山东荣成《瓜熟蒂落》片场给李育才当导演助理，领导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他立刻上车，直接去湖南。黄建新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赶到湖南沱江镇，在那里等着他的，是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正在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对于拍戏，实践经验很重要。现在在片场，几乎什么问题都难不住我，我都不会紧张，这跟当年当了这么多回场记有关。”黄建新说。

　　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电影业也在探寻新的出路，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慧眼识珠，大胆起用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一批有才华的年轻导演，黄建新当时也按捺不住那颗跃跃欲试的心了。

　　当时，严肃文学是影视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来源之一，黄建新看中了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按照当时厂里的规矩，新导演的前三部作品都需要联合执导，然后才能独立拍片。黄建新问吴天明：“谁和我‘联合’啊？”吴天明大手一挥：“不用，你自己拍吧！”于是，这个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剧组立刻奔赴渤海边，在大连一个造船厂里拍摄出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

　　该片从一份寻找黑炮棋子的电报开始，讲述了一系列可笑而荒诞的故事，极具黑色幽默的讽刺力量，先锋的电影语言即使今天看来也相当精妙。处女作便技惊四座，《黑炮事件》让黄建新一举成名。《北京日报》当年刊发的《一九八五年度电影评奖揭晓》报道，便记载了该片荣获广播电影电视部年度优秀影片奖、主演刘子枫获电影金鸡奖的新闻。

　　此后，黄建新又执导了《错位》《轮回》，与《黑炮事件》一起被业内称为“先锋三部曲”，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实验与变革浪潮。与此同时，《红高粱》《黄土地》《猎场札撒》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井喷，在国内外引发轰动效应。黄建新回忆，有一次他在北京一家酒店里拍了两天电影，这期间来了四个国外电影节选片人，就坐在他背后商量，谁来抢这部作品、在谁家首映。

　　不光电影，整个上世纪80年代都充满激情，思想界百家争鸣，文艺界百花齐放。“那时有朦胧诗、伤痕文学、星星画会、新电影等，形成一个综合的文化运动，有点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中国人的一次‘补课’。”黄建新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大踏步走向市场，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对擅长拍艺术片的导演而言，是强烈的冲击。拍完《轮回》的黄建新去澳大利亚讲学两年，看了七八百部外国电影，他悟出一个道理：电影要生存，就必须“好看”。

　　“从澳洲回来，我发现国内变化很大。过去老百姓只说不做，如今不再说什么，开始动真格的了。”1992年，黄建新以一部《站直啰，别趴下》开启了他的“都市三部曲”。影片的主角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高作家、刘干部和张个体户，因为社会的巨大变革，三个邻居的心态和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京日报》曾有报道评价该片充满喜剧色彩而又引人深思，为国内拍艺术片的导演们蹚出了一条新路，“面对进一步放开的电影市场，黄建新，站起来，没趴下。”

　　转型

　　追逐风云人物的灵魂轨迹

　　对于当下的年轻观众而言，黄建新更具知名度的是他的“红色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作品均以强大的明星阵容和恢宏的视听画面，为其后的主旋律电影树立了全新的标杆。

　　200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黄建新受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邀请，联合执导表现新中国成立过程的电影《建国大业》。这对儿北京电影学院83级导演进修班的支部书记和班长，又一次并肩站在了一起。用商业电影思维拍主旋律，是两位老同学为该片定下的基调。从筹备、拍摄到宣传、发行，影片完全按照顶级大片的阵势来走，一百七十多位明星出演，让导演陈可辛感慨自己一辈子想拍的演员，黄建新用一部电影就拍完了。“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明星，怎么更好地吸引年轻观众去看这部戏？”黄建新反问，“而且有这么多好演员，电影质量更有保证，小人物都能有彩儿。”

　　以人性化的细节全新塑造领导人形象，是《建国大业》的另一大突破。黄建新回忆，开机第一天，剧组在河北拍摄党中央召开淮海战役筹备会的戏，一喊开拍，所有演员笑着讲台词，黄建新立马喊停：“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次大战之前大家都笑着说话？”演员们听罢也笑了，说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在黄建新看来，以往的很多主旋律作品都习惯于从胜利者的角度往回倒推，“好像我们永远在拍那个时候运筹帷幄，根本没有危险，但其实不是，打仗之前存在无数变数。过去的概念化创作是不对的。”

　　为了追逐历史情境下那些风云人物的灵魂轨迹，黄建新常常在片场即兴创作。他的监视器旁边放着笔记本电脑，往往照着剧本拍了一半，他说“停！大家休息一小时”，然后开始在电脑上现场写剧本，打印出来直接拍。片中打辽沈战役时，周恩来到处找不到毛泽东，最后一看发现他在房顶上站着，满地都是烟头，这场戏就是临时加的。“因为那是决定胜负的时刻，我们想表现毛主席紧张的心理。包括后来淮海战役胜利后主席喝醉了，坐在一个大缸上，扑通一下陷进去，其他几位领袖又喝酒、又摔碗，又唱国际歌……这都是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画面。”

　　《建国大业》上映后，一举夺得当年内地电影票房冠军。该片将主旋律电影适度娱乐化、商业化，从中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点，成为这一类型电影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和路标。自此之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大片相继爆发，部部都叫好又叫座。

　　今年，黄建新又有两部主旋律献礼片在手。《决胜时刻》不仅带领观众重回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过的那段光辉岁月，用各种生活小事塑造出领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还千里迢迢从俄罗斯找来历史素材并修复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画面。《我和我的祖国》则集结七位华语影坛重磅导演，演绎七组普通人和祖国息息相关的故事，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

　　在两个剧组来回奔波的黄建新，忙的时候甚至连着好几天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在剪辑室做后期时，他发现说话没人搭理，回头一看，工作人员全在沙发上睡着了。如今两部电影都顺利完成，他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监制

　　努力建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

　　除了担任导演，“金牌监制”是黄建新如今在业内更为响亮的身份。从1998年的《飞天》开始，黄建新已经监制过大大小小将近40部影片，合作对象几乎云集了华语影坛的最强导演阵容，不仅有冯小刚、陈凯歌这些内地大导演，也有陈可辛、尔冬升、徐克、林超贤、陈德森、张之亮这些香港导演，甚至还有《小夜刀》《木乃伊3》这样的跨国大制作。

　　谈及为何从导演转型做监制，黄建新坦言，他希望通过一部部华语大片的拍摄实践，和电影界的同仁一起，努力推进建立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够稳定发展。在他看来，单部爆款电影并不能支撑整个行业，“工业在寻找规律，不依赖爆款，工业是讨论你整体投入了多少，最后能回来多少，有没有利润继续推动电影发展。2018年我们电影年产量超过一千部，但只有三百多部进入院线，整体算来不成正比，并没有赚钱。如果有一天我们行业总体的产出和投入比成为良性的，我们的电影工业才算基本建立了。”

　　黄建新回忆，以前拍完电影，调光师调完色彩，觉得很好了，但一到电影院放映，画面就特别暗，原因居然是影院不肯把灯泡调到最亮，因为那样成本非常高。影片音效也是，录音时按照标准录得很好，到了影院声音就变小了，一是因为放映员把音量从国际标准的七偷偷调到了五点多，这样做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省钱；二是有些影院放映厅的隔音不好，音量开大了，厅与厅之间互相干扰。“但在进口的杜比放映系统里，声画全都有固定标准，一改动就放不出来了。从这个放映细节来看，我们的工业标准还没真正建立起来。”

　　一些大题材、大制作的影片，如果没有庞大的电影工业支撑，光靠手工作坊，更是没办法完成。黄建新举例说，“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拍摄涉及到各行各业资料的索取。片中还有2015年‘九·三’阅兵时女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带领后续飞行梯队接受检阅的画面，如果没有空军支持、没有电影工业的必备条件，你说怎么拍？”

　　近年来总有影迷召唤黄建新多当导演少做监制。面对大家的热情呼吁，黄建新倒显得很平静，并不是很介意具体角色。他笑言，自己的好奇心比较强，对任何事物的兴趣都没有那么长久，一会儿就转移了。“唯一性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强烈， 我得憋到什么时候我想去表达了，才会去表达。”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坐上导演椅，一如当年那个拍《黑炮事件》的年轻小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