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之一。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由《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2014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岁月剪影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张贤亮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一本《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是决策错误不是我错了，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觉悟过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主要是一本书。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马恩列斯毛嘛。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这就和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样。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些书，那个时候进劳改队都要带自己铺盖的，不像现在还发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进去时就检查，别的书，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恰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没收。马克思嘛，可以读。这本书原来我没看过，是临走时随便塞的。因为它很厚，比别的书都厚，它又是精装的，可以当枕头，我这样带上的。很偶然的。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发现，60年代时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建设好上层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它的生产力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它的政治文明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时，三个都和马克思说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它很广泛，牵扯3亿人。那时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农，你就是富农，你儿子还是富农。中国是农业大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和社会隔绝。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右派的，几乎全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经商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潮。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